本文是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副所長于軍研究員接受《環球》雜志所作的專訪，原文刊登2010年6月16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2期。

背景介紹：人造生命是指從其它生命體中提取基因，建立新染色體。隨后將其嵌入已經被剔除了遺傳密碼的細胞之中，最終由這些人工染色體控制這個細胞，發育變成新的生命體。2007年10月8日，美國科學家克雷格·文特爾表示，他目前已經在實驗室成功地制造出一個合成的人造染色體。2010年5月20日，美國私立科研機構克雷格·文特爾研究所宣布世界首例人造生命——完全由人造基因控制的單細胞細菌誕生，并將“人造生命”起名為“辛西婭”。這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實驗表明，新的生命體可以在實驗室里“被創造”，而不是一定要通過“進化”來完成。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學術界及社會輿論的軒然大波，到底這場“人造生命”風波是生命科學的重大突破，還是一場學術炒作呢？讓我們聽聽專家們的意見，從而尋找其中的答案吧……

學界“邊緣人”是優秀的科學家

《環球》：你認為文特爾在基因工程學術圈中的地位如何？

于軍：我見過文特爾博士多次，因為在同一個領域(基因組學)工作，對他個人的歷史和研究工作都很熟悉。他最初對基因組學研究感興趣是提出了測定人類基因表達標簽(EST)的概念，但他的建議沒有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系統里得到應有的資助。文特爾博士是一個不太循規蹈矩的科學家，做事情常有他的獨特眼光和獨到之處——既然科學界不愿意按照我的方法來，于是我就自己來了——基于這樣的想法，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所，這就是著名的TIGR(The Institute of Genome Research)，靠申請聯邦政府的研究經費、通過項目合作和私人募款來維持自己的研究。

文特爾博士的研究方向除了利用規模化DNA測序技術研究各種大型基因組(如果蠅、人類基因組和小鼠基因組)外，還特別中意于微生物基因組學的研究。他還領導團隊發表了第一個“元基因組”(微環境里的所有微生物的隨機取樣型研究)測序結果。他之所以名氣很大，原因當然很多。其中之一是他團隊的另一個核心成員—漢密爾頓·史密斯(Hamilton O. Smith)的影響力。史密斯因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細菌里發現了一種限制性內切酶，開啟了克隆技術的大門，所以1978年和另外兩位科學家分享了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史密斯是一位善于親自動手的科學家，一直活躍在科研第一線，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與文特爾的TIGR研究團隊合作，后來干脆在1998年加入文特爾的公司，2002年又跟著文特爾去了現在的研究所。

文特爾出名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他創造了與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聯合體的學術競爭。他成功地運用“全基因組散彈法”測定了果蠅、人類和小鼠等大型基因組，促使人類基因組計劃提前完成，使“全基因組散彈法”成為DNA測序的基本技術之一。實際上，這項被多個媒體提及的方法是由另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麥克·史密斯和華裔科學家吳瑞博士在七十年代首先使用的。盡管科學界對文特爾博士的科學貢獻在獨創性方面頗有微詞，但是他應該是一位優秀的科學家，尤其具有調動大眾注意力的能力。

創造有價值的生物還有很長的路

《環球》：如何評價文特爾“人造生命”這項工作？此成果會引導合成生物學進入一個新的領域嗎？

于軍：文特爾博士團隊創造可以自我復制的人工合成基因組，經歷了近十五年的努力，包括測定相關基因組的序列、界定必須基因、合成部分基因組和建立原核生物基因組DNA移植技術等。這次發布的成果只是文特爾團隊“人造生命”一系列研究進展的一個技術突破或又一個里程碑。

我們在這里需要加以區別的是科學與技術的不同。雖然這兩件事情在中國的文化氛圍里好像沒有什么差異，但實際上二者的本質、手段和目的卻是相差很大。概括來說就是：兩者都是要求異與求新，但是技術的生命力往往是有限的，解決的問題也與科學不同。

這次的所謂“人工生命”合成實際上是技術發展道路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體現為兩個技術性突破：一個是通過常規的克隆技術將全人工合成的DNA片斷精確地組裝成完整的基因組，另一個是將這個合成的基因組裝到除去本身遺傳物質的細胞里并使之能夠完成自身復制。前者是利用了現存的技術，只是目標更大些；而后者，三年前這個團隊也曾經實現過細菌基因組的成功核移植。文特爾團隊這一次使用了若干技術手段，實現了前人沒有完成過的整合并成功了，可以說在技術的組合上是一個創新。

《環球》：這一技術如果能夠大規模應用，將帶來哪些好處？可能會出現什么樣的對人類有用的“人造生命”？

于軍：“人造生命”的概念其實就是人工改造生命或稱生命的人工改造。要做這樣的事，分子生物學家早就在上世紀70年代就建立了一些關鍵技術，而所用的基本技術到上個世紀80年代后就更加成熟了。人類其實是可以隨機創造新基因的，也可以把這些基因導入生命體。

但為什么沒有馬上大張旗鼓地去做呢？這是因為我們對生命的了解還不夠，不能隨意地去改造生命，尤其是創造生命更要慎之又慎。物種的進化是個漫長的過程，已經給我們創造了取之不盡的寶貴財富。生命的形式在地球上已經存在了40億年，在這個過程里物種不斷進化，不斷受到環境的篩選，已經形成了十分合理的存在方式，我們對生命的創造，更多的應該是對這些已經存在的生命特征加以利用。所以我們一定要首先認識生命的本質，然后才能運用手中的工具來改造生命。

目前改造生命常見的對象是細菌，因為它們的種類繁多、基因簡單并且成本低廉；常見的辦法分為自然變異和人工變異。自然變異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表型篩選和雜交，沒有引入人工變異基因的機制。人工變異是指用放射性等物理或化學方法讓細菌DNA發生比自然變異更多變化，再按照人類的需求進行篩選，達到人工改造基因和物種表型的目的。目的是要使新創造的生命具備某一種預期的功能，比如讓微生物高效制造能源和生產塑料。通過改造基因治療疾病也是科學界一直在苦苦探索的重要目標，因為通常常見疾病不是由單一基因控制的，病因也十分復雜的，因此人類想要完成這個目標，必須做到對全部控制因素有所了解才能付諸實施，可想而知工程是繁瑣和浩大的。

《環球》：你怎么看文特爾的成果發表后，奧巴馬下令召開聽證會評估該成果的風險？

于軍：盡管文特爾團隊的新進展(基因組全合成策略)向生物安全和社會倫理再次提出了挑戰，但是還沒有突破合成基因、克隆基因、轉基因和細胞核移植等技術框架。真正創造出有利用價值的生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美國對于轉基因的研究是持十分開放的態度的，有相關的法律保障研究的進行。只是“人造生命”這個詞被大眾傳媒炒作出來，成為了公眾關注的焦點，奧巴馬才下令對召開聽證會。這個事情已經演變成了一個社會事件，暴露在公眾的關注下。其實科學界對此沒有強烈的反應，只是認為在技術上取得了階段性的突破。

于軍：

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副所長、博士。于軍是北京基因組研究所的創建人之一，曾先后參與并成功主持了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超級雜交水稻基因組計劃、家蠶基因組計劃等重大基因組研究計劃。